一个妻子怀孕将产，偏偏染上肺炎，被她丈夫送到医院。医生认为情况危急，必须立即实施剖腹产手术，但患者没有同意。然而 病情很快恶化，患者神智渐失，医院做好了手术准备，人员个就个位，只待患者的丈夫在手术通知书上签字同意即刻开始手术。万事俱备，只要签字，可是这位丈夫 没有签。医生不厌其烦地告诫他再不手术患者就会死，手术费用不必马上支付，医院里的其他病人也来劝说，甚至有人许诺只要他签字即可获赠一万元，他坚持不 签。妻子渐渐支持不住，没有了呼吸和心跳，医生努力抢救，暂时救过来了，还是必须手术，他仍然不签。这样的抢救反复了几次，妻子腹中的胎儿已经死亡，他终 于拿起笔，写的却是坚持用药治疗，拒绝手术，后果自负。他的妻子终于死了。就这样死在众目睽睽之下。死在医院。死在为挽救她的生命早已准备就绪的手术台 前。
医院是有道理的。根据法律，做手术或特殊的检查、治疗之前必须获得患方的同意，在无法取得患者意见且亲属在场时就必须获得亲属同意。 否则贸然施治，就可能面临起诉和索赔。劝说进行之中医院也向上级主管部门请示，上级的答复是不签字就不能手术。医院还曾找来警察，核实患者与送她来的男人 之间的关系。很快有了结果，确系夫妻，确系亲属，但他没有同意手术，然后永远失去了她和孩子。
为什么患者的丈夫坚持不肯手术？新闻暗示了 两个可能，一是畏惧高昂的手术费用，二是对医院的严重不信任。他认为妻子只是感冒，只要治好自然能顺利产子。他大概无法理解，明明是伤风感冒的症状，怎么 一到这里就要通过剖腹产来治疗？别是医生借故坑他的钱吧。他们夫妻在一家小饭馆里洗碗度日，他们经济拮据。医生虽表示不用交钱就可以手术，但谁知道术后会 不会再来追讨？有人声称只要签字就给他一万元。一万元哪！三岁小孩才会相信。还有，手术会不会留下后遗症？孩子剖出来之后，医院又会不会顺便给他的妻子做 个绝育？他还想再生一个。他认为来到医院是个错误，如果坚持在小诊所用药根本不会走到这一步。也许只要坚持一下，再坚持一下，就能摆脱这个骗局了。在这个 陌生的城市里，绝对不能轻信他人。然而他能相信自己么？妻子在一步步走近死亡，周围的人开始为他们垂泪，或许他意识到自己错了，可是没有勇气面对这个错 误。“后果自负”并不像写出来那么轻松，因为他根本不具备足够的知识，抉择的权利大大超出了他的能力。
悲剧已经无可挽救。幸好它引出了许 多关注，给我们留下亡羊补牢的机会。在我看来，造成悲剧的主因，是法律赋予“患者亲属”这个角色的权利太大了。医院实施可能对患者造成伤害的措施之前要征 得患者同意，这一点没有问题，因为患者决策的后果由他自己承担。可是在患者无法提供有效意见的时候，在患者昏迷、年幼、智力或精神不健全的情况下，谁能替 他作出决断？是亲属么？事实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安排是多么愚蠢。
显然，代替患者作出决断的角色应当具备三个条件：１、信任。正是因为医方的 不可信任才需要这个角色，他必须有为患者争取最大利益的意愿；２、知识。掌握一定的医学知识——至少是常识，从而具备为患者争取最大利益的能力；３、常 备。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，这个角色都应该是存在的。当同时具备后两个条件的医生都不能胜任这个角色之际，将通常只具备第一个条件的患者家属安排在这里，不 知是一种有意还是无意的搪塞。显而易见，并非每个患者都有亲属，多数亲属对医学一窍不通。何况亲属是否总是值得信任，也相当可疑。
已经存 在的角色是无法满足这三个条件的。所以我们必须创造一个新的角色出来，我将之称为“医疗代理”。他要掌握一定的医学知识，虽不需要向患者提供医疗建议，但 应该足以识别医生的建议是否必要、是否经济。在知识方面的要求容易满足；他是一个独立的行业，守在那里，为四面八方的患者提供服务，在常备方面也不成问 题。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，患者能够信任这个角色么？
我想这个问题可以类比于另外几个问题：当事人能够信任律师么？工人能够信任工会么？ 要达到像对自身一样的信任当然不现实，但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，让一个代理行业得到充分的信任是不难实现的。首先要令医疗代理与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互相独立， 形成多对多的制衡局面；其次是全面开放并严格监督医疗代理的市场，在不侵犯患者隐私的前提下公开每一代理机构的患者服务记录，如患者数量、服务关系保持时 间、已故患者寿命等数据，形成全面竞争的局面。只要有独立和自由，就能结出值得信赖的果实。
当然在基里巴斯等国，律师和法庭都归官管，于是沆瀣一气；工会和企业都归官管，于是尸位素餐。倘若医疗代理也归了官管，后果如何不问可知。在此我只能提供这个思路，想像在一个大体正常的环境里，解决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。想着想着，忘了现实的烦恼。
